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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轻诺奖得主背后的故事:成为马拉拉


来源:北美留学生日报

编者按:2014年10月10日,马拉拉·优素福·扎伊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诺奖所有项目中史上最年轻的得主。除了这一切,马拉拉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那就是她的父亲。

编者按:2014年10月10日,马拉拉·优素福·扎伊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诺奖所有项目中史上最年轻的得主。此刻起,她的名字和奥巴马、安南等历史难以忘却的人一同,被安放在了当今世界人道主义的圣坛上。

而这一天,距她17岁的生日,只过去了不到三个月。

十七岁。我十七岁的时候,还是一个额上生着粉刺,担忧着期中考,暗恋着后桌男生的普通女孩,如同全世界许多地方千千万万的少女一样,经历着青春期的烦恼与欢乐。而马拉拉十七岁的时候,已经为巴基斯坦女子教育奋斗了六年、从左额中枪中死里逃生、出版了“可以和安妮日记媲美”的个人回忆录、被《时代》杂志评为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百人之一。

一、是谁需要马拉拉?

时势造英雄,马拉拉也不例外。她的成名是中东政权纷争、美国企图控制局面维护霸权地位、911事件后西方对伊斯兰文明的恐惧以及女权主义脱胎换骨、焕发生机的综合产物。

2008年底,塔利班控制了马拉拉的家乡--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的斯瓦特河谷。十一岁的马拉拉也是从这时开始了自己争取人权的活动。她以笔名“古尔马卡伊”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乌尔都语网站上写博客,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绘了塔利班武装控制下斯瓦特山谷的悲惨生活:枪杀和斩首成为街边常景、往昔繁华的买卖市场门可罗雀、绿树和山涧被炮灰和枪声所掩盖……更为要紧的是,该政权对妇女权利的严重凌辱以及对女孩受教育的全权干涉。2009年1月,塔利班炸毁了当地的100余所女子学校,并颁布法令禁止女子受教育;一个月后,禁令解除,但是规定女孩只能接受严格的伊斯兰教育,且需穿长袍上学—然而,这个解禁形同虚设,分散在斯瓦特街头的武装人员依然极度仇视女性教育,马拉拉和她的同学们每天都在万分的惶恐中上学:走在路上需四处提防,因为随时可能被枪毙;许多老师顶不住压力纷纷离职;家长们因担忧孩子的安全而逐渐办理退学—孩子们坐在教室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

马拉拉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成立之初,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的。甚至就在911事件前夕,美国还给予了其4300万美金的资金支持。2001年后,美国全向反恐,与“基地”组织过从甚密的塔利班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在美国主导下的北约西方世界,开始将其认定为恐怖组织。对恐怖主义的后怕,渐渐演变为对逊尼派、普什图的仇恨以及对整个伊斯兰文明的抵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振臂高呼教育权利的巴基斯坦小姑娘,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

2009年春天,《纽约时报》记者亚当艾利斯找到了马拉拉的父亲萨胡丁·优素福·扎伊,并为他和马拉拉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为《消失的教室》。萨胡丁是斯瓦特当地一所女子学校的创办者兼校长,马拉拉是其中的学生。塔利班没有炸毁他的学校,但是也基本上摧毁了其正常运营。片中的马拉拉,面庞稚气,眼睛明亮。十一岁的她紧攥着自己的书包,坚定地说,“他们无法阻止我,我要受教育,我要实现我的理想。”

纪录片一经播出,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轰动。人们的眼光聚焦到了这个身陷于塔利班专政苦海、年少却有思想的女孩。她与美国驻巴基斯坦代表理查霍布鲁克会面,恳请帮助;接受CNN专访,昭告天下;“我有大声说话的权利”;被国际儿童和平奖提名;获得巴基斯坦首届青年和平奖。女权主义者爱她的勇气和意志,爱她为同龄女孩争取权利的担当力和使命感;儿童保护者爱她独挑大梁,让世界看到了千万个不幸孩童的身影;自由主义者爱她对知识的渴求,爱她明白教育是通往更好世界的天梯;西方国家爱她,没有比她更好的反恐宣传材料了;第三世界爱她,相信“巴基斯坦的女儿”能为他们带来消失已久的宁静与希望。

于是,就在这个发达国家内心惶惶不安、满腹苦水无处倾倒的后恐怖主义时代,马拉拉应运而生了。她填补了西方世界的心理需求,以及第三世界的生理需求。

然而,在马拉拉的故乡斯瓦特,却传来了另一种声音。学校中的女孩子不认为马拉拉是她们的“偶像”,甚至有许多人觉得,她整天抛头露面,却没有为这一地区教育的发展做出任何实质的贡献,一切还是照旧。更为可怕的是,有人开始质疑马拉拉多年来所描述的困境的真实性。当地一名女校的老师说-- 她所在的学校从未受到过塔利班的威胁。“夸大危机、污蔑普什图文明、西方的棋子”等种种骂名也纷至沓来,更有甚者声称,马拉拉其实是美国中情局的间谍。

无论这些争议合理与否,都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马拉拉的确是由西方打造的。在西方掌握话语权的今天,能被其选中的,才可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国际偶像。

二、成长与蜕变

在2009年的纪录片中,马拉拉还是一个羞涩、胆怯、声音微弱的孩子。她说自己想当医生,想学习科学,可是塔利班不让她上学,说着说着,便躲到父亲背后哭了起来。时隔几年,她已经变成了演讲台上自信、坚定的斗士。是什么让这个尚未成年的女孩早早成熟了起来?是什么让她在短短几年间完成了如此巨大的蜕变?

“穷人的的孩子早当家”,弱国的孩子也一样。巴基斯坦的幼女被父母打扮成男孩在路边卖花、姐姐不许上学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五六岁的女孩子往往被卖给有钱的人家做媳妇。“食移体,居移气”,在战争、流离和饥馑中长大,这些孩子往往都表现出了超年龄的成熟。动荡的时局、生活的压力、对学业的渴求,使马拉拉生性坚韧,这是她日后在更大的舞台上迅速成长的根本原因。此后,媒体的关注与曝光、铺天盖地的赞誉或中伤,以及头部中弹的意外……丰富曲折的人生,无论换作谁来经历,都会让人成熟。这是她成长的土壤。

然而,除了这一切,马拉拉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那就是她的父亲。

2013年,马拉拉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2013年,时报记者,也是当年马拉拉成名纪录片作者--者亚当艾利斯,不知是出于对马拉拉2012年遇刺事件的良心不安,还是为了赶上13年10月马拉拉第一次成为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者的新闻热潮,又出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制造马拉拉》。片中没有新的取景,只是回顾了她的成名经过,以及09年纪录片未播出画面的补充。用亚当自己的话讲,作为这个女孩成名的助力之一,我们都应该为她的遇害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片中,亚当一再地强调,马拉拉的父亲,是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萨胡丁·优素福·扎伊不仅是斯瓦特河谷私立女校的校长,同时,他也是当地著名的人权活动家,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演讲、抗议和游行。他在采访中说,“在我们这种国家,爱哭的孩子才会有奶吃”。亚当对他的评价是“一位有野心的父亲”。

面对女儿想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萨胡丁显得不以为然。“我看到了我女儿身上巨大的潜力,她应该成为一名政治家,而不是医生。”

2009年5月,巴基斯坦政府军进驻斯瓦特,全市人民被紧急疏散,马拉拉一家也被迫背井离乡。马拉拉随母亲住在亲戚家,与在外组织抗议的父亲分离数月之久。她深爱她的爸爸。在他们还住在斯瓦特的时候,爸爸外出的夜里,她常常担忧他的安危,担忧他像街上那些可怜人一样被塔利班五马分尸,担忧自己再也见不到爸爸。她常常在夜里惊醒,跪在地上向真主祷告。所以在她和父亲分离的这几个月中,思念和恐惧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马拉拉。这时,她跑来告诉亚当,我改变我的理想了,我爸爸说我应该成为一名政治家,我要成为政治家。

然而爸爸在奔波和忙乱中却忘记了她的十二岁生日。她发短信说,“爸爸,我收到很多祝福,我因他们而快乐,却没有因你而快乐。”

7月底,他们终于可以团聚、返回家乡斯瓦特了。在回去的车上,面对镜头,马拉拉显得情绪低落、一言不发。爸爸说,“这样不好,你应该显得兴奋一点。”记者说,你不必装得兴奋,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开心?她说,我担心塔利班会还会回来,我们就又回不了家了。

在几个月未回的家中,马拉拉和弟弟发现他们的宠物鸡死亡,顿时失声痛哭。亚当说: “我猜,是几个月来的焦虑、思念的混合摧毁了她,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她只是个12岁的孩子而已。”

然而几分钟后,马拉拉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藏在这里的书包、文具、书本和笔记都在,没有在战斗中被破坏或扔掉—这是她最为担心的。“一切都安全。虽然小鸡死了,但是我的书还在。对我来说这更珍贵。”她笑着对镜头说。表情中带着骄傲和平静。

这件小事便可看出,坚强、冷峻和执着,是马拉拉与生俱来的气质。最早洞悉这一点,并引领着她走向前方的,正是她的父亲。

几年后,当马拉拉从枪伤中恢复过来,在联合国进行演讲的时候,镜头扫到了观众坐席中的爸爸。他脸上微笑洋溢出的自豪,不像是在说“马拉拉在为世界做出改变”,而是“看,那是我的女儿。”

父亲究竟是剥夺了马拉拉的童年,还是成就了她的未来?说剥夺,似乎欠妥;如果没有成名,马拉拉可能依然没有童年。无法学习、无法读书,每天提心吊胆只为保全性命;也可能会像其他女孩那样,早早嫁人,然后躲在面纱和屏风后面过完一生。和她们比起来,马拉拉是幸运的,她有一位鼓励他受教育的父亲、有全世界的关注、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生活在英国。说成就,似乎也言重。她父亲的角色,可能更像是一个开发者,一个“星探”。知女莫若父,他从幼小的马拉拉身上,透过她的单纯、懂事和怯懦,看到了那双眼睛背后的睿智、坚毅和爆发力。他把她呐喊的灵魂牵引了出来。尽管这使得她年少早成、车马劳顿、身遭重创,在享受光环的同时还要忍受塔利班的死亡威胁、怀疑论者的批判与诟病。

但这一切看来,似乎都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感罢。哪个时代的英雄都不太好当,无论他是男是女,是长是幼。或,是马拉拉。

[责任编辑:丁丹]

标签:诺奖 得主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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