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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寄生虫何以“卷土重来”

2011年03月20日 10:51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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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对农村儿童进行寄生虫化验

玩耍的农村孩子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以推广免费“宝塔糖”为标志的肠道寄生虫防治已从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目录中悄然退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些农村地区寄生虫病的感染率出现了逆转。

■本报记者 柯进

2010年的最后几天,中科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项目组的办公室内,学者们紧张忙碌地汇总一项儿童寄生虫感染现状调查研究数据。

几天后,这份涉及我国西南农村儿童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出炉。项目组在四川和贵州两省随机抽取6个国家级贫困县95个行政村817名3至5岁学龄前儿童和890名8至10岁在校学龄儿童,针对儿童肠道寄生虫感染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儿童肠道寄生虫(蛔虫、钩虫和鞭虫)感染率高达22%,其中学龄前儿童感染率为21%,在校学生感染率为23%。

这些数字令人警醒: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了30多年后的今天,贫困农村地区儿童肠道寄生虫感染率为何如此之高?

蛔虫成为威胁一些地区儿童健康的“元凶”

在6个贫困县随机抽检的817名3至5岁学龄前儿童和890名8至10岁在校学龄儿童中,肠道寄生虫总体的感染率高达22%,贫困农村儿童的感染以蛔虫为主,感染肠道寄生虫的儿童中,80%左右表现为蛔虫感染,15%的儿童同时感染多种肠道寄生虫。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土源性寄生虫病和血吸虫病带来的损失占全部疾病负担的40%以上。发病多见于儿童,常引起营养不良、贫血、生长迟缓、智力受损,极易引发其他疾患。”

实际上,在这份报告公布之前,我国的土源性寄生虫病和血吸虫病防治是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自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半个世纪里,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广泛宣传寄生虫病防治知识和采用规范药物驱虫等防治手段,使儿童肠道寄生虫感染率大幅降低。此后20年间,肠道寄生虫病不再被列为国家流行病防治工作的重点,沿用几十年的“宝塔糖”也悄然退市。

肠道寄生虫病不再列入国家流行病防治工作重点后,广大农村地区儿童的健康状况究竟如何?

带着这样的疑问,2010年4月至6月,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在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的协助下,在四川和贵州两省展开了田野抽样调查。

为保证调查的代表性和研究的科学性,项目组在两省随机抽取了6个国家级贫困县。样本地区确定后,项目组首先将样本县各乡镇按人均纯收入分为42组,每组随机选择12个乡镇,每个样本县共选出4个样本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随机选择2个样本学校,在每个样本学校,再随机选取样本学校服务的两个样本村,在这两个样本村中,每个村随机选取11名8岁至10岁儿童进行儿童寄生虫感染检测。同时,项目组根据儿童免疫登记(由乡镇体检中心记录保存),获取两个样本村所有3岁至5岁儿童名单,每个样本村再随机抽取11名3岁至5岁学龄前儿童进行儿童寄生虫感染检测。

这样,项目组根据国际寄生虫顾问专家、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的建议,随机抽取了46个学校所服务的95个行政村1707名儿童样本。其中,3岁至5岁的学龄前儿童817名,8岁至10岁在校学龄儿童890名。

此次对儿童寄生虫感染情况的调查和检测,主要包括3个部分:儿童身体发育情况监测,儿童及家庭社会经济调查和儿童粪便样本提取检测。样本圈定后,西安交通大学的护士团队负责测量儿童的身高和体重等身体发育指标;REAP团队收集样本儿童的年龄、性别,父母教育程度、健康和卫生情况、家庭特征等信息,以及儿童在过去一年半左右时间里接受驱除寄生虫治疗的情况;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则负责样本儿童粪便的检测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数据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样本地区检测到的寄生虫感染率较高,但不同年龄组、区域和寄生虫类型间存在较大差异。样本地区21%的学龄前儿童和23%的学龄儿童感染了蛔虫、钩虫和鞭虫中的一种或多种,其发病率已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指导手册中要求集体治疗的水平。在其中一个样本省份,34%的学龄前儿童和40%的学龄儿童在3种检测寄生虫中有一种或多种检测结果呈阳性。而另一个样本省份,学龄前儿童和学前儿童感染率虽然相对较低,但也分别达到了10%和7%。在感染的寄生虫中,蛔虫感染情况比较严重,达到17%,其次是鞭虫(7%),蛲虫(5%)和钩虫(4%)。

同时,地区差异也比较明显。其中一个样本省的48个样本村中的7个村和23所学校中的2所发病率高达20%以上。大约半数样本村和样本学校有寄生虫感染的迹象。另外一个省,1/4的样本村和1/3的样本学校感染率超过50%。显然,肠道寄生虫防治仍然是当地疾控中心需要重点关注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

除寄生虫感染率高外,调查样本中的寄生虫感染强度也不容忽视。根据每克粪便所含虫卵数显示,对于样本地区学龄前儿童,每克粪便中虫卵数为23568个和17064个。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导手册的标准,寄生虫感染已达到“中等感染强度”水平。钩虫和鞭虫的感染强度稍低,处于低感染强度水平。

是什么让这些孩子感染寄生虫

调查显示,学龄前儿童寄生虫感染与母亲教育程度和家庭卫生条件关系密切,而在校学龄儿童肠道寄生虫感染与学校卫生教育和卫生条件紧密相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驱除寄生虫,虽然每人每年花费的成本仅为4元钱,但在一些高感染率的偏远乡村地区,目前还没有将其纳入当地公共医疗服务范围。

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马场镇龙山小学三年级,有一个疑问始终困扰着班主任李老师:“我们班为什么几乎天天都有学生请病假?”

表面上看,李老师所任课的三年级,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村小学似乎并无二致:都是一群普通的农村小学生,他们有着充满好奇、明亮的双眸、脏兮兮的小手,以及色彩鲜艳的书包。

但是,只要你稍稍留意,就会发现他们与很多地方的同龄人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小学生身材看起来普遍偏小,比实际年龄要小一至两岁。课间休息时间,操场上没有孩子们近乎亢奋的你追我赶、喧哗嬉戏,甚至连节奏轻快的跳绳活动也难以看到,能看到的,似乎只有孩子们满脸的倦意。

祸首不是别的,而是他们肠道内的寄生虫。据项目组的王晓兵和刘承芳博士介绍,龙山小学的寄生虫感染率高达70%,在龙山村覆盖的两个样本村中,有一个行政村儿童寄生虫的感染率甚至高达80%。

寄生虫感染对儿童的身体发育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REAP的研究结果表明,寄生虫感染不仅导致22.7%的农村学龄儿童患有贫血,30%的儿童发育迟缓,而且与未被感染的儿童相比,感染了寄生虫的儿童体重普遍偏轻,身材瘦小,大都表现出明显的发育不良、体质较弱等特征。

项目研究团队成员、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王国飞和西北大学史耀疆教授认为,寄生虫感染不仅使儿童经常性地感到身体不适和恶心,而且肠道寄生虫感染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儿童学习(记忆型)表现差和智力低下。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罗仁福副研究员认为,导致这一后果的内在逻辑是,由于高感染率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因而导致这些孩子上学低出勤率和精力不集中,最终使他们在学业上落后于同龄的健康儿童。

其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寄生虫防治标准,像龙山小学这样的农村偏远学校,需要每年集体两次服用目前市面上能买得到的阿苯达唑或甲苯达唑驱虫。但实际情况是,龙山小学及附近乡村的儿童,虽然驱虫成本每人每年仅为4元钱,但公共医疗体系目前还没有纳入服务范围。

如果龙山小学的抽样结果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具有普遍性,那将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张林秀研究员认为,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如果儿童寄生虫依然被排除在国家流行病防治规划之外,必将影响未来农村劳动力的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力,而在一个教育和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小小的肠道寄生虫很可能会变成导致贫困状况代际迁移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6个样本县调查的3个多月,目睹了龙山小学等那些样本学校学生的健康状况后,项目组的研究者们不断追问:这些儿童究竟是如何被感染肠道寄生虫的?在生存环境大致相似的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儿童被感染了,而另一些却能侥幸逃脱?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反复对照分析,项目组成员发现:这些贫困农村地区的儿童寄生虫感染,与母亲的教育程度、儿童的不良卫生习惯(如饭前便后不洗手)和家庭卫生条件(如饮用水质量、厕所卫生条件和家庭的畜禽养殖习惯等)有着比较明显的因果关系。同时,农村儿童穿开裆裤的习俗,也增加了儿童感染肠道寄生虫的风险。一般家庭多由母亲负责孩子的饮食和健康教育,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往往缺乏如何增进健康以及加强营养方面的知识,而且对寄生虫病的严重性认知不足,因此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孩子被感染的几率越低。有意思的是,孩子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孩子感染几率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学龄儿童而言,导致寄生虫感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困农村地区的学校没有安全饮用水服务和设施。在这些样本学校调查时,项目组成员发现,学校水源基本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更达不到直接饮用的标准。但这些学校由于没有开水供应,相当多的在校儿童不得不直接喝生水。

饮用未经煮沸的生水,是儿童感染的一个重要诱因。根据项目组调查资料所进行的测算,饮用未经煮沸的生水,使儿童感染几率增加11%;饭前洗手大约可降低4.6%的寄生虫感染几率。

同样,学校卫生设施差也是儿童容易罹患寄生虫感染的重要原因。调查发现,2/3的样本学校没有洗手池,即便有少数样本学校建有洗手池,也是既没有自来水,又没有肥皂,实际上只是一个摆设。而且被抽样的所有样本学校厕所的粪便都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不仅影响到校园环境卫生,还可能导致寄生虫的交叉感染。

认识不足?公共卫生服务缺位?

贫困农村地区儿童寄生虫防治不规范、不系统,农村学校健康教育的相对缺乏,是引发这些地区农村儿童肠道寄生虫高感染率的重要原因。但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缺失,应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当所有的抽样调查结果分析工作即将完成时,参与项目研究的REAP团队成员心中大都存有这样一个几近相同的疑问:我国过去流行病防治的众多成功经验表明,只要有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就能有效防治寄生虫感染,而且大量便宜、效果好且安全可靠的驱虫药物也很容易获得。然而,为什么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当下,我国仍有一些地区儿童寄生虫的感染率居高不下?

1960年,许多研究发展问题的国际专家都曾盛赞,中国能在人均收入还很低的情况下有效地为农村居民和儿童提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翻阅那段早已远去的历史,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里,在“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指引下,经过广大医务卫生防疫人员艰苦奋斗,我国寄生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据有关资料显示,上世纪70年代,我国儿童寄生虫感染率达到80%左右。1990年全国第一次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结果显示,寄生虫总感染率仍高达63%,其中线虫感染率高达59%。虽然当时全国性的调查显示我国仅蛔虫、鞭虫和钩虫等寄生虫感染人群仍多达1.4亿人,但由于我国在农村开展以驱虫治疗为主、结合健康教育和粪便管理的寄生虫病综合防治工作,最终我国寄生虫感染率在本世纪初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其中,土源性线虫的感染率下降到20%左右。

那是一个流行病群防群治时代的卫生防疫成就,也是农村卫生防疫辉煌时代一段远去的背影。几乎所有35岁以上、出生于农村的中国人都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有大量没有正式学历、未经正式培训的“赤脚医生”和乡村医生,定期到访各地农村,免费为农民治疗常见疾病,并教给人们疾病预防和健康方面的基本知识、方法。而其中最为常见的一项服务,就是为儿童免费提供“宝塔糖”或丙硫多菌灵,一种粉色或蓝色带着清甜味的驱虫药丸。

然而,“免费午餐”的光景并不长。项目组通过对样本村的田野调查后发现,进入80年代,随着我国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投入骤减,这些地区过去主要由“赤脚医生”支撑起来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土崩瓦解,村民从此难以享受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加上严重的资金短缺和协调不足,教育和卫生部门的合作也陷入停滞,学龄儿童的健康检测和防疫工作几乎陷入历史的最低谷。尽管近几年,我国政府开始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农村医疗卫生。但由于其间长达20多年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缺失,导致很多曾经被基本根除的疾病又在这些地区死灰复燃,一些村寨甚至还存在集中爆发的潜在风险。

成功的历史经验虽然并不遥远,但为何在经济、社会愈加发展、公众愈发关注健康的今天,儿童寄生虫防治工作反而更加艰难?究竟是经费投入不足,认识不够,还是另有原因?

项目组的研究者们认为,即便物美价廉的“宝塔糖”绝迹,目前儿童寄生虫感染依然可以简单地用一片药予以治疗,哪怕一年两次,其成本也不足4元钱。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当前,各级地方卫生和教育行政部门在集中驱虫问题上,缺乏实质而高效的合作,导致这项“小成本大民生”的行动迟迟未能启动。

项目组田野调查的访谈记录显示,在免费“宝塔糖”退出历史舞台的当下,对于谁该来为儿童健康“铁肩担道义”,当地卫生和教育部门仍在争论。项目组在对样本学校部分教师进行访谈中发现,教师们也苦恼于学生家长没有照顾好孩子。尽管所有学校都设置了有关健康教育课程,但这些贫困地区由于受人力和财力等条件限制,大多数没有配备健康教育课程的专职任课教师,部分学校甚至没有发给学生相应的统一教材,课程教学几乎无法落实。

其实,部门间的合作早有先例。上世纪后期,卫生部和教育部曾合作制定并实施过有效的儿童寄生虫驱虫方案,通过在学校层面为儿童寄生虫感染严重地区免费提供驱虫药,使儿童寄生虫治疗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但现实是,在这些样本地区,相当一部分医疗机构由于没有专项经费和相应的设备支持,他们目前也基本没有能力提供免费的儿童寄生虫病防治服务。结果是,样本农村有超过55%感染了肠道寄生虫的儿童,没有采取过驱虫治疗,而且即使是那些服用过驱虫药的儿童,在服药之前也没有进行过肠道寄生虫分布状况的检测。家长往往是观察到儿童没有食欲,或看着比同龄儿童消瘦,就擅自让儿童服药。由于家长对于寄生虫防治知识缺乏,在孩子服药之后也没有对驱虫效果作过检测,并不清楚孩子是否引发了再感染。绝大多数家长误以为,服用一次驱虫药就能达到长期的防治效果。

通过对过去18月内曾服用过驱虫药儿童(占总样本的47%)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服药后,儿童肠道寄生虫再感染率依然高达20%。在其中一个样本省份,服药后,儿童肠道寄生虫再感染率高达33%。这说明样本地区有1/3的药物防治没能产生有效作用,需要纳入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进行长期跟踪观察和医学干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许多流行病防治不同,由于儿童寄生虫感染检测,需要专业设备和知识,而且这种病往往高发于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因此,即便今天的农村公共卫生健康服务得到了进一步重视,仍很难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专家观点】

提高寄生虫防治级别 改善学校卫生设施

肠道寄生虫感染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目前,我国部分贫困地区还存在较高的肠道寄生虫感染率。这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协调,同时也给卫生、教育部门敲响了警钟。

国际研究表明,在健康教育服务上,每花费人民币1元钱,就会节约6元的医疗费用支出。对于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新发现的儿童肠道寄生虫病死灰复燃现象,当前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罗仁福副研究员提出,当务之急是动员贫困地区将寄生虫防治工作重新纳入政府的流行病防治工作重点,将农村儿童肠道寄生虫的检测工作作为贫困地区流行病防治工作重点内容,在学校长期开展和落实包括寄生虫防治在内的健康教育课程,同时在乡村开展社区型健康教育和公共卫生宣传。在此基础上,政府要组织相关专家深入广大贫困农村,通过开展针对肠道寄生虫防治的讲座、报刊、宣传栏、标语等方式,进行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宣传工作,充分调动学校、儿童、家庭等各方力量,促使贫困群体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从而消除或减少影响健康的外部因素,从根本上降低贫困地区儿童寄生虫的感染率。

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西北大学教授史耀疆认为,当前,教育行政部门应切实加大改善贫困地区学校卫生和饮水设施的力度。在培养和教育儿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同时,努力改善学校卫生和饮用水等方面的硬件设施。在供给层面上,学校应为学生和儿童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并且改善学校的厕所和洗手池等卫生设施,为有效降低寄生虫病的感染率提供优良的外部条件。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林秀研究员建议,国家应加大对贫困地区乡村环境卫生治理的投资力度,加强贫困地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和水质改善,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促进养殖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同时,国家可以考虑把寄生虫防治服务纳入贫困地区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将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肠道寄生虫的防治工作整体纳入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使儿童真正享有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范围内的肠道寄生虫病的检测和治疗服务,有效降低肠道寄生虫的感染,促进我国贫困农村儿童的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 柯进

【相关链接】“宝塔糖”的前世今生

“宝塔糖”对付的蛔虫是一种古老的人体寄生虫。在解放初期,蛔虫病在我国城市和农村大面积存在。

作为苏联的援华项目,我国从苏联引进了蛔蒿种子试种。从苏联引进的20克(可见种子的珍贵)蛔蒿种子平均分成4份,在公安人员的保护下护送到有试种任务的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等4个国营农场分别试种,只有潍坊农场一家试种的蛔蒿宣告成功。为了保密起见,潍坊农场试种的蛔蒿对外宣称试种的是“一号除虫菊”。

这种专门用于驱除蛔虫的药剂是从菊科植物蛔蒿中提取的。一开始为片剂,后来,为了让小孩愉快地服药,加入一定比例的食糖后,制造为淡黄色、粉红色圆锥体的宝塔形状。人们便将这种驱蛔药称为“宝塔糖”。

1979年,卫生部以及国家医药管理局推广全民服用“宝塔糖”驱蛔药。1982年9月,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对包括“宝塔糖”驱蛔药在内的127种药品与剂型予以淘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后,“宝塔糖”在中国消失。

▲几种主要肠道寄生虫的危害

肠道线虫主要寄生于儿童肠道,由于这些寄生虫会和宿主争夺营养,往往导致感染儿童出现营养不良和贫血等症状,会严重影响儿童的身体及智力发育,甚至可因并发症而导致儿童死亡。

蛔虫幼虫移行可引起蛔蚴性肺炎和过敏症状,而成年蛔虫在小肠内寄生可引起胃肠功能紊乱,常有腹痛、食欲减退、恶心、腹泻或便秘等症状,还可引起蛔虫性肠梗阻、胆道蛔虫症、蛔虫性阑尾炎等严重并发症。

钩虫寄生于十二指肠及小肠内,吸食血液而引起儿童贫血,患儿食欲不振、恶心呕吐,面色、指甲苍白,头晕、乏力,气短、心悸等,慢性长期感染影响儿童生长发育,严重时可致贫血性心力衰竭。

鞭虫寄生于儿童盲肠,以组织液和血液为食,感染者可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血便等症状。

蛲虫病以夜间肛门、阴部奇痒为主要特征,影响睡眠,可伴有食欲不振、消瘦、烦躁、夜惊等症状,并可引起异位并发症,如阑尾炎等。

(本版图片由“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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