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怎样当大学校长?
2010年10月19日 17:45新华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四、抵制“党化教育”

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与胡适对“党化教育”的抵制有关。推行“党化教育”是国民党掌握政权后的基本国策。1929年4月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指出:“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收笃信力行之效。”(《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随后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的目的是:“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此外,大学生还要“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同上,第53-54页)

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圣化,是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它的目的,就是让全体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驯服工具。面对这种局面,胡适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罗尔纲回忆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8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胡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要看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明白了。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此当人的利益与组织利益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了(《独立评论》第三号)。在这方面,胡适堪称大学校长的楷模。

五、树立良好学风

树立良好学风,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一句口头禅;但什么是良好学风,却似乎无人追究。胡适担任校长后,同事们办了个《吴淞月刊》,“目的在于鼓励我们自己做点文字。”为此,他在发刊词中立了“两条戒约”:第一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第二“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胡适全集》第3卷,第7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前者,既是老生常谈,也是胡适的一贯主张;至于后者,却需要多说两句。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写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件事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是仔细读一读他的文章,就会有另外的感觉。事实上,当年胡适反对的正是“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他认为只知道高谈主义却不想研究问题的人,是“畏难求易”的懒汉;而“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同上,第1卷,第324-328页)。

1928年7月,胡适决定继续担任公学校长时,写了一篇题为《名教》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问题与主义”思想的继续。文章说,所谓名教,就是信仰“名”、认为“名”是万能的一种宗教。什么是“名”呢?胡适认为“名”就是字,或曰文字,而名教就是崇拜文字的宗教。他说,名教的具体表现不可胜数,从古人生辰八字、名号避讳,到如今的标语口号,都是名教的“正传嫡派”。比如革命者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与豆腐店老板贴一张“对我生财”完全一样。他还说:“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按:当时的教育部)去。”(同上,第3卷,第66页)可见直至今天,我们并没有摆脱名教的束缚。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名词术语和标语口号中,而前几年流行的大学改校名,也是一种名词崇拜。遗憾的是,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除了上述“两条戒约”外,胡适还在1928年写过一篇《治学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谈到治学既要有科学的方法,又要有鲜活的材料。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鲜活的材料,则是要摆脱纸上的学问,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到科学试验室里去寻找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名教的影响,建立良好的学风。后来,他在学校以“怎样医治浪漫病”为题举办讲座,也谈的是这个问题。他告诫学生:浪漫病就是懒病,懒人没有做学问的兴趣;只有打破浪漫病,才能研究学问(白著《胡适传》第354页)。

六、重视同等学力

胡适重视同等学力,不仅表现在聘请教授方面,还表现在招收学生上。他虽然不管具体事务,却对许多事情非常留心。比如每年招生结束以后,教务处总要发出大批公函,向考生所在学生查询文凭真伪,如果发现假文凭,便照章开除。但这件事操作起来十分不便。有的学校根本不存在,发出的公函只能石沉大海;有的学校回信后,学生已经上了半个学期的课。他不忍心开除这些学生,便建议教务处看看他们开学后的成绩,对学习好的从宽发落。然而教务处的人却不愿开此先例,“所以我们只好硬起心肠来干那‘挥泪斩马谡’的苦戏。”(《胡适全集》第20卷,第185页)后来,胡适还发现在学生遗弃多年的杂物中,有一个大学的公章和一枚校长的私章。这显然是伪造证件的证据,然而作伪者早已毕业。

另外,他还听说四川有位校长每次外出,都要带些空白毕业证送人。起初他还不相信,1929年他在北平,一位本家居然同他商量,让他的侄子去考清华。他听了很吃惊,说自己的侄子初中刚毕业,怎么可能去考清华?对方说,一位朋友是中学校长,他可以办一张高中毕业证。胡适气愤地说:“我们家的子弟怎么好用假文凭!”气愤归气愤,但面对这种情况,胡适知道这种文凭的确是“真”的,无论怎样去查,也不能证明其假。

胡适认为,这种状况从根子上说与教育部有关。当年教育部废除具有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大学的规定,才使假文凭泛滥起来。如果不能容许具有同等力者报考大学,就等于“政府引诱青年犯罪”(同上,第188页),就不会从根本上消灭假文凭现象。

重视同等学力,是胡适的一贯主张。1934年,他在《大公报》发表《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一文,把上述事实和想法写了进去。1937年7月,他在庐山谈话会讨论教育问题时,又提出承认同等学力是“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胡适日记全编.6》第694页)的好办法。()

只有唯学历,才有伪学历。看看胡适对同等学力的重视,对于如今治理办假证现象,也应该有所启发。

七、提倡体育精神

胡适在中国公学任职时间很短,满打满算才20个月,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可圈可点。别的不说,单说他对学校运动会的认识,就让人振聋发聩。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国人心目中,体育的功能不外乎两个:一是争夺奖牌,为国(包括为集体)争光,这是前半句话的所指;二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后半句话的含义。基于前者,人们对中国健儿在奥运会等国际比赛上“夺金获银”欢呼雀跃,兴奋不已;但是我总觉在“体育兴”与“国运兴”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至于后者,许多人热衷于保全个人生命,对身外的大是大非不闻不问,这又隐含着对整个社会的无奈。

看看胡适对体育的理解,也许可以纠正上述偏见。

胡适从小体弱多病,不大喜欢运动。到美国后第一次观看橄榄球比赛,在队员的厮杀和拉拉队助威声中,他有些不习惯。心想:“这真是罗马时代的角抵和斗兽的遗风,很不人道的。”(同上,第20卷,第89页)随着对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他认识到体育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对人格的养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约在1930年春季,中国公学要召开学校运动会,为了让同学们踊跃参加,正确对待竞赛中的胜败,他亲自撰写运动会会歌。这首歌的歌词如下:

健儿们大家向前,

只一人第一,

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

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

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

在运动会开幕式上,他还致词说:“运动会是一种教育,是一种训练,不是一种游戏。”他还说,大家都在跑,而得奖的只有一人。假如按照平时的成绩,已经知道某人一定会夺得锦标,难道我们就不参加了吗?不,大家还应该参加。有了我们的加入,他才会有第一;没有我们的陪衬,他一个人算不得第一。正确的态度是:他得他的第一,我们搞我们的训练;他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在开幕词结束时,他还说:“祝诸君人人有光荣的胜,人人有光荣的败!”(白著《胡适传》第279页)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可以看出体育比赛不仅仅是一种对抗,更是一种合作。所谓重在参与,就是体育精神的具体体现。如果以为在国际比赛中夺得锦标就是光荣,就意味如何如何,其实是一种偏私狭隘的见解。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体育,永远也无法摆脱输不起的阴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再过几年,万众瞩目的奥运会就要在北京召开,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小自运动员人格、大到国家的国格就会有缺陷。到那时,即便获得更多奖牌,又有什么用?

胡适倡导的体育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适用于体育比赛,也适用于其他领域。1948年初,胡适得知李宗仁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认为这是实行宪政后的第一次大选,要多些人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精神。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信中抄录《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的第一段,并且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013页)可见无论是体育还是政治,都要提倡“重在参与”,不应该唱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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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编辑:马俊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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