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校长顾秉林在一次会议上称中国的大学校长是世界上最累的校长,此言一出,各种评论纷至沓来,有些中肯、有些挖苦、有些很理性的探讨中国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不管评论的言辞是从何种角度出发,最终还是借由此开启了一个众人思考的话题:中国当下最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评论]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中国大学校长世界最“累”

中国内地大学的内部治理,目前还有一些决策权力、议事规则和运行机制不清晰、职责不当等问题。经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教授要办件学术上的事,不知道该去找学校哪个部门;某个部处的办事人员就可以随意告诉来办事的教授“这是校长说的”、“副校长如何说的”;清华的研究院设了很多办公室,但它们是干什么的、未来如何发展,谁也说不清楚。我确实能感觉到,行政对学术事务存在过多干预和权力错位。导致中国内地的大学校长可能是全世界最累的大学校长。【详细】

 

中国大学校长世界最累

中国大学校长太“累”了?

中国的大学校长可能是最累的校长,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校园内部的一些治理结构,导致校长没有时间从长远需要、持续发展的角度深入思考。组织制度、决策过程不明晰,很多事情都需要讨论。如果哪一天校长也可以去打打高尔夫、喝喝茶,学校也就治理好了,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了明晰的规则。【详细】
从体制机制建设的角度看,大学内部有很多事情要做,关键在于体制的设置和职责的划分。我们现在的体制设置是:谁的权力大,就眉毛胡子一把抓,校长整天忙于处理具体事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时间从长远需要、持续发展的角度深入思考。【详细】
大学的治理结构应该多样化,处理好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最近看了哈佛大学校长写的一本书。他谈到,大学中各方的权利与责任,应与其对大学承诺的轻重相对应。有知识的人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不是人人平等、每人一票。在大学里,有意识地杜绝利益冲突,有助于改善决策质量。【详细】
 

调查

1.您认为中国内地大学校长们是“世界最累”吗?
是,校长每天要应对的不仅是学术,还有太多的行政事务缠身
不是,作为一校之长,繁忙和累是可以想象的,但不至于“世界最累”
不清楚
2.您认为大学校长们的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自身的学识休养和管理能力需要提高
现行的高校制度造成的
不清楚
3.您认为中国内地当下需要什么样的校长?(可多选)
自身拥有一流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
拥有独立的教育思想
管理严格,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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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这看何人作校长,如何做校长。不能说中国的校长比国外的累。很多学有所精且人品不错 的人被推上领导岗位,但实际上当领导是“非专业”,管理、带人都有力不从心之感。还有就是有些人爱把权,事无巨细工作狂,实际上是对他人做事不放心,不放权,本质上是不善管理。其后果就表现为整天累,就容易班子不团结,单位就容易出大事。

—— 瑞典网友 swjames

请问顾校长累在教学治理上,还是办学方向上?我看在处理人事上,行政事务上等很累吧。这可能要很长時间。一个学校是介决不了这间题的。校长们幸苦了!

—— 浙江省温州市网友 王一小

我想信你说的是实话,你肯定也知道为什么累,怎么不见你呼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知道吗?中国中学生的家长,中学的教师,中学生更累,更可怕的是累在对学生的摧残上,请你们这些“肉食者”谋谋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吧。我们的教育长此以往,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萎缩。

—— 甘肃省天水市网友 zzyh

大学校长应该捍卫大学精神 ,可大学的精神是什么,捍卫大学精神的校长有吗,充许校长捍卫吗,刘道玉是捍卫了,捍卫的结果是把自己捍了下去。

—— 甘肃省天水市网友 zzyh

是啊,大学校长、教授都想当官搞行政,没听说大学校长还上课,每年收那么多钱不吃不高消费于心何忍,所以我认可加同情,中国的体制养育了那么一大批官僚主义的大学校长。

—— 云南省保山市网友 llggyy
 
 

 中国大学校长将会继续累下去?

“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国的大学治理是一个处在巨大转型期中间的复杂系统过程,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关键是要找到恰当的切入点,不能期待万事俱备后“一蹴而就”,而是要不断地去尝试,也不要设想将改革做到完全、彻底,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条件还不成熟。【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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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干预让中国大学校长不堪重负

校长要应对外部的管理,而在学校内部也不能省心,因为行政对学术事务干预过多导致了权力错位。顾秉林称:“学校一个部门的办事人员遇到教授来办事,通常马上会给教授回复:这个是校长说的,那个是副校长说的,都不能办。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学校长都很累的一大原因,因为中国的大学没有明晰的决策方式,很多事情都要开会讨论。如果大学内部有了合理的规则,校长们不那么累了,就说明学校治理好了。”【详细】

 
中国大学校长:
形象更接近官员

“推崇等阶,唯官是重;攀炎附势,唯官是奉;俯首听命,唯官是从;行政至上,唯官至大。”中国的大学校长属于行政序列的高级干部,选拔有严格的组织程序,由上级机关任免,一般任期四五年。一旦当上大学校长,根据所服务院校的副部、正厅、副厅等不同级别,校长本人享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而在学校管理中,重点学科、科研项目等审批实权仍在上级机关,学校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同样需要“跑部钱进”的大学校长不得不像其他官员一样对上负责。【详细】

中国大学校长:
累从何来?

几位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纷纷抱怨自己工作太累,事物性的工作太多。北大前校长许智宏说,中国大学校长“什么事都要管”,他认为这样“分散了我们很多精力”;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中国大学校长要管学生生活、学生住宿、学生食堂、教师住房、教职员工子女入托,这些“还必须得管”,不然可能就会出现不利于学校发展的事件;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宋永忠戏称,“除了火葬场,什么都要管。”他认为,有很多不该管和不必管的工作要做。【详细】

中国大学校长:
可笑与无奈

大学校长是一个神圣的岗位。大学校长应当区别于政府官员,因为他领导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大学校长应当区别于一般教授,因为他不仅需要有学术权威、德高望重,更需要独特的领导才能。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我们一些校长的所作所为,不仅让知识分子的斯文扫地,而且堕落到贪官污吏的行列。有的校长在政府官员视察学校时,精心挑选和安排学生参加座谈,尽提些歌功颂德不痛不痒的问题,致使领导听不到真实情况。有的校长借招生和建设校园之际,大肆收受贿赂、贪婪敛财。【详细】

 
大学行政化导致对权力的崇拜
 

大学行政化趋势日益明显

大学行政级别日益强化。近年来,不少大学先后成为“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副部长级干部。无论这一做法的出发点如何,客观上都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公立大学的主要领导应由政府任免,但主要应从学者中产生。【详细】

中国的大学校长何以最累?  

国外的校长为什么不那么累呢?那是因为学校学术的事情,有教授们的自治;花钱的事情,要由校董们开会决定;引进哪个教授,需要教师开会民主决定。于是我们经常看到,校长想授予哪个卸任的总统名誉博士或客座教授的荣誉,教授们都能集体否决。我们的大学校长们累在哪里呢?累在把校长当官员了。【详细】

中国校长最累的制度性叩问  

有的累是必须的,是其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在其位就得谋其政;有的是不必要的,比如出席商业活动。【详细】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理想中的中国大学校长应该是什么样?大学校长,首先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们要出来发警示之言;第二,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大学校长必须是大学使命和教育理念的坚守者;第四,他应该是一所大学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这个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详细】

 
 

对中国大学校长的“五愿”

蔡元培时代,大学的校长是没有官阶级别的,所以,校长们便相对地不去媚官媚权。现在我们的校长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一般分为副部级、正厅局级、副厅局级三等,由于有了品级,有些校长便不大“安分”,为了使自己由副厅局升正厅局,便想着扩大招生规模,把学院升级为大学,在大学内建两级学院,申请建博士、硕士基地等,而其学术水准、教授水平则并未明显见长。另外,就是校长们常常把过多时间用在当地官场的应酬上,而不是整天“老老实实”呆在校内抓教育。【详细】

 
 

优秀大学校长应该什么样?

个好的大学校长就是一所好的大学。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优秀大学校长?相信刘道玉、李培根们提供了一个标准。他应该是具有某种坚定信念和意志力的人;应该是正直、真诚、执著、品德高尚具有人格魅力的人;是既能宽容又不失原则的人,甚或是有些威严、有些贵族气质的人;是热爱教育,喜欢学生,甚至会把年轻人称作“我的太阳”的人。而所有这些品质的凝结,就构成了青年学子心中所渴望的理想大学。【详细】

 
校长是大学精神的代言人
 

“教育是心与心的交流,大学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精神代言人。”大学的本质,其实就是把一群极有创新思维的老师和一群极具创新潜质的学生放在一起,让他们互相激发。在这个激发的过程当中,可以给学生让他们终身受益的智慧和创造力。【详细】

校长捍卫大学精神  

审视中国大学的精神,会发觉这方面的不足,一些学校从教育的本质上思考很少,我做校长也反省过我自己,我对教育的本质思考过多少?校长关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指标,科研经费多少、获奖多少、论文多少,还有高校排名,做校长的压力也很大。有时不得不“屈从世俗”──这是李培根的烦恼,也是很多大学校长的共同烦恼。【详细】

校长和教育家的差距  

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上个世纪初教育家辈出,而今天大教育家缘何稀缺?不愿做大学校长,却做了最好的校长。竺可桢在哈佛大学气象专业以优秀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甚至为此不无遗憾地放弃了多年前求之不得的参加国际气象会议的良机和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的机会。在日记里,流露了他的遗憾:“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详细】

 
 

剑桥大学校长:大学需更多自主权

中国一流大学在很多方面的确有创新和优胜之处,中国政府和大学也一直在努力对大学制度进行改革,期望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历史沉淀尚浅,这使得中国大学还存在一种“无秩序”状态,在学校发展和日常管理上没有形成稳定性、一贯性和内在逻辑性。中国要出现世界一流的大学,大学需要更多自主权和学术氛围,提高大学的研究整体能力水平。【详细】

耶鲁大学校长:
崇尚家庭式的学校管理

在耶鲁大学,有些事情必须由“基层”决定,比如课程安排、项目设定、教师招聘这些问题,全由教授和学生们决定。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既尊重了学生和教师的意见,也可以使学校决策部门及时调整学术和管理方向。但是,在大学的整体发展计划上,莱温仍然坚持“自上而下”的方式。【详细】

哈佛大学女校长:
大学要对永恒负责

一个好校长代表一所好大学,北大没有蔡元培不可能成为新文化中心;清华没有梅贻琦不会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好校长是大学的精神领袖,他们指引着学校,乃至教育发展的方向与潮流。美国哈佛大学作为世界顶级学府,其掌门人和教育理念在学界无疑具有指引作用。【详细】

斯坦福大学校长:
学生要敢于向权威挑战

汉尼诗说,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助于他成为问题的发现者和解决者。斯坦福致力于培养学生用批判式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让学生独立思考并学会提问,敢于向权威挑战。“我们不一定追求将学生培养成某一学科的专家,但我们注重学生必须具备广泛的综合知识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详细】

 
美国校长努力与学生交朋友
 

如何接近位于象牙塔底层的学子,真正了解他们需求,从而进一步推动大学教育有效、务实地进行现代化改革,如今越来越为美国的大学校长们所重视。借助现代教育方式的改革和科技手段的进步,美国的大学校长们也在努力走出“象牙塔”,试图与学生拉近距离。【详细】

校长与学生一起打雪仗  

事实上,在担任校长的3年中,史蒂文已经想尽办法与学生们直接沟通:参加学生们的聚会;亲自动手帮新生把行李搬到公寓;给学生们的吃馅饼比赛做裁判;在篮球场边为学生比赛当啦啦队。甚至,他把家搬到了学校里紧邻新生公寓的地方。【详细】

校长与学生成朋友是使命  

校长们越来越认识到,与学生们面对面交流,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改进管理、服务和教学工作。马里兰大学校长说,与学生互动“能够让我保持清醒”。许多校长在采访中表示,拿出真心来对待学生,是当好校长重要条件。【详细】

蔡元培

胡适

梅贻琦

1912年3月,蔡元培加入民国政府唐绍仪内阁,出长教育部。他与教育部次长范源濂既是搭档,也是朋友。关于教育,两人的观点可谓相反相成。范源濂认为:小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先整顿小学。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要整顿大学。几番辩难之后,两人协调了意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都须费大力气下大工夫去整顿。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详细】
胡适的一生,当过两次校长。胡适上任后,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在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有意思的是,两次当校长都为政治原因而离任,这与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局有关。从表面上看,他是失败了;但是他所坚持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则、文化追求,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值得仔细清理、认真研究、不断学习、好好继承。只可惜大家觉悟太晚,否则我们的大学不会办成这般模样。【详细】
梅贻琦儒雅、谦和。他虽工科出身,但喜爱音乐、书画和诗词,又通晓四书五经、史地和社会科学,洞悉人性的隐微。人称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温,对人和颜悦色。如遇工作中问题,他总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疾言厉色。1940年9月,西南联大的清华师生为他举行公祝会,纪念他为清华服务25周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他一块“育材兴邦”匾额。【详细】
 
灿若星河的过往
 

西南联大何以成为传奇?

 

蒋梦麟的北大精神
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又要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北大精神。

 

像马寅初先生那样说真话
马寅初之所以受敬意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品格。

 

刘文典:江山代有人才出
中国知识分子历有注重气节的传统,不畏强暴,不媚时俗。

 
在诸多发达国家,一名学者,不管有多大的学术成就,一旦担任大学校长,就得放弃学术事务,专心做管理工作。因为,当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无法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学术福利与教育福利时,他就能更好地行使行政权,而不去涉及教育权和学术权。但我国校长的“困惑”和“痛苦”,大多始于此:自己身在其中,利益与自己直接紧密挂钩。于是,校长们考虑的,可能不是怎样办好大学,而是怎样平衡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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