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抑郁症困住的少年

“听到时，第一反应就觉得这是个假新闻。”

23岁的林可森（化名）说的是“抑郁症纳入高中及高校学生体检”的新闻，他本人已经被抑郁症困扰了10年。

被林可森第一反应认为是假新闻的，其实是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方案要求各类体检中心在体检项目中纳入情绪状态评估，供体检人员选用。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消息发出后，立刻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在中国，青少年抑郁症的情况不容乐观。

据媒体报道，在年轻人喜欢浏览某网络论坛上，仅针对抑郁症的讨论就超过了66万个。今年疫情期间，某医疗组织进行了几十场健康知识科普直播，其中关于抑郁症的，观看量是最高的。

抑郁症不再是离大众遥远的话题，它发生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圈中。

“总在最放松的时候做噩梦”

2019年9月，林可森进入某211学校攻读研究生，在完成新生心理状况网络自测题后，他被请到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起因是在面对“当得知别人跳楼自杀时，你会觉得…”的单选题时，他选择了“很羡慕”。

来自内蒙的林可森，有着190米的身高和壮硕的体格，但他“气音”、“音调高”、“讲话轻”的声音特质与大众对于男生的一般认知有差异，“我从初中开始，就因为这些被同学欺负。”

在与凤凰网教育的对话中，林可森讲述了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两段被霸凌的记忆：一次是在厕所，他被一群男生拉扯摔倒在混浊着鞋印的腥臊尿液里，手被地上的玻璃碴子划烂了。一次是被一群男生脱掉衣服检查有没有阴茎。“这应该是他们苦闷的学习生涯中很大的乐趣，这比被玻璃划烂自己的手还要痛。”

那时候的林可森放学回家都会经过一座过街天桥，每一次他都会想，“咬牙跳下去就好了”，但终于也没有勇气。对于“很羡慕”的那个选择，他称之为“下意识的”。

林可森的经历并非个案，数据也可以佐证。

2018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13至15岁的学生，一半的人曾经历过校园暴力。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刘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校园暴力可能会让孩子孩子罹患抑郁症，有的孩子因内心的痛苦和烦恼会出现自残行为，自杀风险也高于普通人群。

然而对于林可森的遭遇，他的父母和老师并不知晓，甚至在面对他下滑的成绩时，只是单纯觉得他是“偷懒不想学习”。

事实上，青少年抑郁症往往具有不典型特征，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境障碍专家门诊部主任王勇在受访时就表示，成人抑郁症往往是睡得少、醒得早、吃不下、不想动等状态，但青少年往往是吃得多、嗜睡、易发脾气、烦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

少年时代的林可森无一例外，全部中招。初中时候的他体重暴涨到了230斤，每天昏昏欲睡，对什么事也提不起劲。这种情况直到林可森进入大学之后，有所好转。

但是过去的日子，仍困扰着林可森。

他告诉凤凰网教育，有时站在台上讲话时，台下观众的脸会变成当初嘲笑他的初中同学的脸，在最放松、已经忘记那些事情的时候会突然做噩梦，梦里的场景和初中的经历一模一样。林可森的室友也说，林可森有时候在床上会止不住地发抖、“喊得很绝望”。

“家是农村的，还敢有抑郁症？”

林可森是目前中国诸多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一个缩影。

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的《全球青少年健康》显示，在10至19岁的青少年中，抑郁症是致病和致残的主要原因。而且有研究表明，几乎半数的精神障碍人群，在14岁前首次出现症状。

抑郁研究所最新发布的《2020抑郁症患者群体调查报告》则显示，72%的患者确诊年龄在25岁之前，在此次调查中，大部分人的初次确诊时间集中在中学、大学和工作阶段，即青春期开始后出现抑郁情况，这个现象可能体现出当前抑郁症有着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

与庞大患者群体相比，我国精神卫生资源的空间分布则非常不均衡。

此前有媒体报道，中国最好的十所精神医学医院，有7所位于东部省份；东部11个省市拥有全国近乎半数的精神卫生机构、精神科医生、护士、病床。

而中国精神卫生资源状况分析的数据显示，直到2015年底，全国2853个区县中，仍有1180个区县辖内精神卫生机构数量为零，1366个区县无精神科床位。其中，有10个省（区）精神卫生机构数量为零区县比例在50%以上。

资源的匮乏，也导致乡村学生的抑郁症更有不被父母理解与认同的可能。

抑郁症中度患者马丝君（化名）的家乡是江苏某县城。两年前，“精神恍惚”的她，在家人陪同下进行抑郁症筛查，在与凤凰网教育回忆这段经历时，她显得沮丧又无奈。

她表示，当时查出很多小毛病，医生开了一堆中药，“然后他们就默认，我的抑郁症好了，还会拿着药说，都是骗人骗钱的东西”。

有次不想吃晚饭，马丝君被父亲臭骂了一顿，父亲摔碗而去还留下了一句“你去死都不会拦你。”

马丝君把这段经历发布到抑郁症吧里，获得了很多未成年抑郁症患者的共鸣。

已经高一的叶星（化名）就读于湖南的一所县城高中，在其成长过程中，家人是不是会对其进行打骂。初一时，他检查出得抑郁症，但家人得知消息后则“并没有多大反应”。

直到有一次，叶星跑上高楼准备自杀后被救下，“家人对我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好”。

但是这种“好 ”并不持久，打骂开始变本加厉，叶星就会后悔“当时怎么就没跳下去”。

在马丝君看来，身在农村，父母们是不能理解抑郁症的，“家是农村的，能让你吃饱穿暖去上学，你就要感恩戴德了，还敢有抑郁症？”

“走过场”的一对一咨询 待完善的细化措施

无论是林可森、马丝君还是叶星，与他们的交谈中，凤凰网教育发现，他们都有过自杀行为或者冲动。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报告也显示，抑郁症的最坏后果是可能导致自杀行为，这是目前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与此同时，我国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呈逐年增高趋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主任医师袁勇贵此前受访时就提到，“十年前，在我们心理精神科的门诊上，一天只会碰到2-3个青少年，但现在一天的门诊病例有三分之一都是青少年抑郁问题。”

正因如此，卫健委此次下发《方案》要求将抑郁症纳入体检，并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介绍，《方案》里提到的抑郁症筛查工具9条目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因简单、易操作等优点近年来广泛应用于临床。

不过，对于抑郁症的筛查量表，网上也有很多声音认为测评主观性很强，如果被筛查者刻意隐瞒，很难得出准确的评估。

林可森就告诉凤凰网教育，他在填写学校的筛查量表时没有任何隐瞒，“但这不代表所有人都不会隐瞒。”

对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负责人陈祉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件事要从两方面来看待：一方面，抑郁症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心理问题，如果当事人不想让外人知道，即便父母、夫妻也看不出来。另一方面，量表的编制具有科学性。量表属于“舶来品”，经过了我国专业人员的翻译、检测和修订，以保证测试题目在不同人群中具有普适性。

此外，陈祉妍还提到，高校在新生入学时，都会开展包括抑郁症筛查在内的心理健康普查。通过问卷调查，将一部分得分较高的学生找出来，再进行一对一的面谈评估。如果发现学生有抑郁倾向，会及时给予心理干预，或建议其尽快就医。

不过对于自己入学的那次一对一的面谈，林可森的评价是更像“走过场”，咨询室外很多人排队，学校也并没有进一步的跟进措施

近期因脱口秀大会走红的北大毕业生李雪琴也曾提过，她在发现自己有自杀倾向后，就跑到北大心理中心，但是“那老师不是想治好你，她就是想看住你，让你别出事。最后她给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告诉我学院老师，学院又通知我的朋友同学，叫她们陪着我。”

从事高校心理咨询多年的心理学家姚智军，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到，就凭机构这些人手，是不足以应对那么多有潜在问题的学生的。

此外，对于筛查抑郁症，网络上也有一些担忧的声音，比如，学生是否会被“贴标签”，进而影响学习就业等。林可森就提到，“毕竟有这个症状，被泄露出去的话是会被歧视的，内心深处还是会有一种病耻感。”

“从伦理上讲，无论是心理测评还是心理咨询都要遵循保密原则。”陈祉妍在接受健康报采访时也提到，希望以此筛掉“问题”学生是绝对不可行的。无论是心理测评机构还是学校，都应该有相应的伦理原则。

撰文/马博文

编辑/梁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