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人生的清华体育 | 邓亚萍:第二段体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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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人生的清华体育 | 邓亚萍:第二段体育人生

202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体育是清华学子在校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的体育传统是清华大学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清华体育的环境以及文化,培养了学子对于体育的认识,也使他们对运动有了强烈的兴趣。因为体育,他们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品质、规则意识、团队精神等体育迁移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作为清华大学1996级外语系校友邓亚萍,在校庆之际撰文,讲述自己和清华体育的故事。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清华校友总会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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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萍,1996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奥运冠军,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共拿到18个世界冠军、4个奥运冠军。在乒坛排名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一,是目前乒乓球史上排名“世界第一”时间最长的女运动员。

清华大学的求学时光,是我第二段体育生涯的开始。

很多球迷朋友熟悉的是我作为体育人的前半部分:从1988年到1996年奥运会,总共18个世界冠军的乒乓岁月,以及我是目前乒乓球史上排名“世界第一”时间最长的女运动员。可能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从1996年退役后来到清华园求学,这不仅标志着我的职业生涯的转型,也是我对“体育”二字产生新的理解的开始。

退役前的焦虑

在此之前,我已经打了17年的乒乓球,距离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也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有过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同时也落下了一身伤病。在另一方面,我既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的受益者,又是一个“叛逆者”。

在来清华之前,我更多从事的是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

从我小时候练乒乓球开始,我的目标就很清晰,那就是要拿冠军。

中间自然经历过很多波折,比如身高矮小、技术被针对等等。但最终的目标一直没有变过,国家队里,教练鼓励我们要为国争光;比赛场上,我们要做的就是研究对手、打败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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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萍在比赛中

冠军只有那一个。尤其对于咱们中国乒乓球队来说:拿亚军,就意味着失败。所以当年岁渐长、身体充满伤病时,“体育”二字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压力。不能输、不敢输,类似当年女排五连冠时所面对的压力一样。

退役,成了摆在我面前的选择。但我想做些不一样的决定,在退役前,我就一直在思考“叛逆”。

在体工队年代,在举国体制下,之前的中国运动员退役最多的是两种选择:从政、从教。要么是进入体育行政系统,成为一名优秀的官员;要么是成为一名教练,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人才。此外还有像李宁一样投身商业的代表,又或者更多的运动员退役后艰难转型、难以融入不断变化的社会。

但是我却发现,当时国外的运动员退役后,似乎能有一些完全不同的人生,他们“退役”但不“退休”,无论是做公益还是做商业,做投资还是做实业,都能继续一段不同的人生。

因此在我退役前,我对未来的构想其实是和体育关系不大的。我想要的是某种和体育完全无关的选择,总觉得需要补足自己在文化教育上的短板,这样才能更适应21世纪。

结缘清华

我跟清华结缘,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时间是1996年,地点是隔壁的北大。

当时,央视搞了一个乒乓球擂台赛,第一站在北大,擂台赛中间,我在休息室里遇到了国家体委伍绍祖主任和北大陈佳洱校长。

伍主任问我:小邓,听说你想退役,退役后有什么打算呀?

我说:我想去读书。大家都说运动员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想证明给大家看,运动员读书也没问题。

陈校长立马表态:读书好呀,欢迎你来北大学习。

伍主任打断陈校长说:不行不行,你要去清华!

原来,伍主任是清华工程物理系的老校友。就这样,我被推荐到了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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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萍在清华读书时

清华大学的体育精神

当我来到清华大学后,我反而看到了“体育”两个字的另外一面。

首先让我意外的,是学校对于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原本以为学校里应该是书卷气十足,却没想到四处都是在跑步、打球的同学。

咱们学校不是还有个外号,叫"五道口体校"吗?我入学的时候,本科生要求男生3000米、女生1500米必须合格。而老校长蒋南翔的那句“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更是无处不在。

慢慢地我发现,在清华园里,“体育”两个字并不等于“比赛”,也不等于“输赢”。

几年前有篇文章,名字叫《清华大学教授:孩子最应该学好的是体育课》,很多家长、搞教育的都在转发。作者是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原院长李稻葵教授。李教授注意到一个现象:国际上有些领导人和商界精英是职业或业余体育运动员出身!西方的精英大学也注重培养有运动员背景的学生。

不仅仅是李教授,我的很多国内著名教育家朋友,也都多次跟我表达过对体育教育的重视。他们甚至说:不懂体育就不懂教育。

国外有句谚语,Sanity lives in healthy body,健全的精神寄于健全的身体。

国外教育体系之所以重视对学生的体育教育,是因为体育的本质是人格教育,体育不仅是强健体魄,更能塑造自信心、纪律性、坚韧性、团队合作等品质,让人更懂得尊重对手、尊重观众、尊重规则,既要善于团队合作又要勇于担当,既要善于竞争又能在困境中学会忍耐和坚持。

这才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第二段体育人生

这种理念的转变,让我慢慢迎来了自己第二段的体育人生。

改变首先发生在我的学习之中。我发现,自己多年的体育训练,并不是让我变得“头脑简单”,反而让我在学习的毅力和方法上有了自己的优势。

以背单词为例,每天早早起来死记硬背,对于其他人来说也许是个折磨,但对从小负重训练的我来说,并没有很高的门槛。我刚开始学英语时,进度缓慢、口音也不标准。但我发自内心的并不焦虑,因为再难也不过如此,以前乒乓球训练时,哪个技术动作没有历经千锤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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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指导邓亚萍

之前多年的体育锻炼,在学校里反而成为了我学习的助力,成了我的独特优势。

所以并不是四肢发达就会头脑简单,相反对一个成功的运动员而言,头脑发达同样是竞技体育成功的必要条件,没有快速的反应能力、学习能力、控制能力和抗压能力,是不可能获得比赛胜利的。

而这些能力,几乎是每个行业的通用技能。

当时的一位校领导鼓励我说,清华大学可以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不仅可以培养学霸,也可以培养某个专业突出、拥有某些特殊技能的人才。他还说,一般学校培养的是流水线上的学生,像我是上不了流水线的,但是清华大学有能力将我身上的独特潜质挖掘出来。

所以当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首先感谢学校的是让我能放下对于体育的偏见,让我能发现体育人生对我人格、性格的正面影响。

放下了对“输赢”的执念和焦虑后,我以一种新的身份和“体育”重新走在了一起。我变成了体育的推广者。

后来,我很荣幸参与1993年和2001年两次奥运会的申办工作。在2001年申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在国际奥委会工作,接到任务时我正在英国留学,组织上要求我利用各种场合、找各种机会来做委员们的工作,让国际奥委会委员了解中国、了解北京。于是我和同事们一起,不仅要去世界各地游说奥委会委员,还带着他们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倾听中国人民对奥运最朴素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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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马兰奇为邓亚萍颁奖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在北京一个商场里,一位售货员大姐认出我后,拜托我一定要申奥成功。原因是申奥成功后,她家的老房子就可以拆迁,自己也住进更宽敞的新房子里。

这样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体育在另一个维度里,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也帮助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看到了体育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层影响。

最终北京奥运会于2001年7月13日申办成功。

现在的生活

可以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我的人生和体育反而更亲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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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申奥,还是后来的做公益、做投资,都和体育密切相关。我和妇基会共同发起一项公益项目,就是在乡村建立体育室,帮助更多乡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用体育让他们身心更加健康。

在清华大学的经历,更让我确信了一点:不仅知识能改变命运,体育同样也能改变命运。未必是要在那里找到新的世界冠军,而是期望通过体育来培养孩子们对规则的尊重、对激情的热爱,增强孩子们挑战自己、挑战更高更快的信心。

如今,我的儿子也在练习打乒乓球,前段时间刚刚拿到北京市青少年男子单打第一名的好成绩。2020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疫情期间,儿子没有到学校上学,我也不能出差,基本每天都会陪着儿子打三个小时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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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萍和儿子

重点同样不是要培养他成为专业运动员或者进入国家队,而是我坚信“体育之效,在于强筋骨、增意志、擅竞争、耐高压”。时间长了,我相信儿子自己就会发现,打乒乓球的苦不会白吃,他自己会有更强大的自控能力和执行力。

回首过去的20余年,从退役到毕业,从商业到公益,我走下的每一个脚印,都和清华园有难解难分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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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不再等于金牌,而是变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成了我内在坚守的理念和信仰。

所以究竟什么是体育?体育之于清华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许马约翰教授的这段话,是最好的注解。他说:“体育的功效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格,补充教育的不足,教你们注意自己,培养一种实干的精神,负责任,帮助别人……体育是培养人格最好的工具。”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清华体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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