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金融安全论坛暨第六届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在京召开

12月25至26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办，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金融安全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中心承办、小平故里书院协办的第四届中国金融安全论坛暨第六届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以“国家金融安全和全球金融竞争力”为主题，旨在以全球视野纵观我国金融安全热点问题，透视全球金融竞争力现状。

第四届中国金融安全论坛暨第六届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合影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尚福林发表了题为“数字金融时代的金融安全”的主旨演讲。尚福林指出，数字金融缓解了金融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提升了金融部门运行效率，为有效增加和完善金融产品供给、加快金融业转型升级、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很大程度改变了传统金融的运行方式和风险特征，给金融安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比如风险防控，数据安全，监管有效性等问题。为应对上述挑战，他指出三个建议：一是遵循金融行业的基本规律，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二是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妥善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三是加强金融审慎监管，一方面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监管沙盒”制度，另一方面加强国际监管交流与合作。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尚福林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发表了题为“当前有关国家金融安全若干问题的思考”的主旨演讲。他认为，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与全球金融竞争力之间存在统一协调关系，在当前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金融安全对于国家安全来讲变得更加重要。金融安全较有可能成为大国博弈中的关键问题，须要有策略地维护金融安全。坚持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多边框架，遵循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和惯例，对于保障金融安全至关重要。需要清醒认识当前金融领域的风险，银行业转型和非银部门的崛起是金融发展的现实局面，监管应保持适度脚步，不能走得太快，导致抑制创新，也不能走得太慢，避免猛踩刹车。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

随后本次论坛进入报告发布环节。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擎发布了《2021年中国金融安全报告》，西财全球战略实验室主任、研究员方明发布了《2021-2022年全球系统性风险趋势报告》，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主任刘东民发布了《2021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1》通过考察金融业竞争力、货币竞争力、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金融科技竞争力和国际金融治理能力五个维度共57个指标，对32个国家或地区的全球金融竞争力进行了评估分析。全球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有助于通过国际比较与量化分析来研判我国金融体系的竞争优势与不足，从而为政府推出新的金融改革与开放措施提供参考，为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参加本次论坛的主要嘉宾还包括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张宇燕，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执行理事乔依德，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范卫宏，以及来自高校和业界的四十余位嘉宾。与会嘉宾围绕本次论坛主题，具体就“国家总体安全观和国家金融安全”、“全球金融竞争力”、“迈向2035的中美关系与国际金融变局”和“跨境金融、跨境数据治理与国家安全”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25日下午，论坛进入主题演讲环节，在主题论坛一国家总体安全观和国家金融安全环节中，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王纬，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教授杨丹，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主任苟文均，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礼卿，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以下是部分嘉宾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国际金融30人论坛顾问刘元春作了《高债务风险体系下的流动性管理》为题目的主旨演讲，刘元春指出高债务条件的流动性管理比与常态下的流动性管理差别巨大，需要考虑还本付息和国民经济微循环停滞的影响。例如恒大事件的出现，直接导致局部产业，局部区域流动性全面的趋紧，导致按照常态状态下进行流动性供给会出现较大波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国际金融30人论坛顾问刘元春

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王纬作了《关于我国金融安全的思考与建议》的主题演讲，王纬指出当前我国金融安全面临国内外风险与挑战，应坚持底线思维，更加注重防范外部风险的传染；多措并举推动杠杆率稳中趋降，缓解实体经济债务负担；强化问题导向，有效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坚持开放，不断提升我国金融业全球竞争力。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管涛从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六个对策跟做了分享和汇报，一是坚持高质量发展，二是加快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三是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四是继续深化国际市场化改革，五是坚持提高开放条件下风险防护与应对能力，六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王纬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国际金融3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黄海洲以关注美国宏观政策的外溢效应为题，发表了演讲。他指出美国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超预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美国经济免于大萧条式冲击，改善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使美国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GDP规模和增长差拉大。同时，美国股票市场的繁荣支持美国前沿技术企业发展。他指出应关注美国宏观政策的外溢效应，尤其是关注美元走强、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压力和可能带来的局部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风险。

在主题论坛二全球金融竞争力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余淼杰，银保监会国际部副主任李国春，证监会中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东平，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原副主任汪路，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汪洋，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王鹏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以下是部分嘉宾观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金融30人论坛顾问余永定对本次论坛和金融竞争力报告给予充分肯定，并重点围绕金融竞争力问题展开分析。他提出全球金融竞争力度量的关键是如何平衡竞争力和风险。对一个国家来讲制定金融竞争性的指标来看不能够仅仅考虑投资者的利益，还要考虑东道国的利益。竞争力的概念应该与国家海外资产结构问题、国际收入平衡问题结合起来，一国国家金融竞争力的高低应该关注两方面：一个是海外净资产是否持续增加，其次是海外资产是否能给一国带来正的尽可能大的收益。

银保监会国际部副主任李国春发表了《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全球金融竞争力》的主题演讲，分享了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保险业近年来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双向开放，不断提升全球竞争力的相关情况。

26日上午，论坛迈向2035的中美关系与国际金融变局主题讨论会，以下是部分嘉宾观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张燕生以迈向2035中美关系与国际金融变局进行了主题演讲，他指出中美再也不是过去的中美关系，最好的结果斗而不破，最坏的结果各种脱钩。2035，也就是15年以后有没有可能中美会走向长期共存的竞争与合作？斗下去的话，新冷战和脱钩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是有没有可能或者如何实现长期共存。中国再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建立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建立基于对等的公平贸易，建立基于共享的包容贸易之间，中国怎么才能够搭一条合作的桥？我们同美国的公平贸易难道仅仅是斗争？有没有合作，CPTPP就是合作的桥其中的一座，因此我们讲下一步中国在价值观冲突、地缘政治对立、东西方脱钩之间能不能构建一个合而不同，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发展命运共同体。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我们不搞赢着通吃，我们不搞零和博弈，我们不搞以强凌弱，我们和发达国家要建立强强互补性的合作，我们同发展中成员之间要寻求共享型发展合作，来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建设，来构建利益的共同体、责任的共同体，命运的共同体。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以中美战略竞争与新中间地带发表了演讲，赵可金认为，百年大变局引发了中美战略竞争，既有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原因，也有国内政治极化的原因。总的来讲，今天的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其基本特点是天下三分，呈现为中、美、它的三分格局。到2035年，美国不会衰落，中国快速崛起，中美成为真正实力相对的全球战略竞争旗手，但是，在中美之外的第三方是不确定的，争取新中间地带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问题。同时，第三方的战略立场及其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不同议题上的身份定位，利益竞争和身份政治可能是决定第三方战略走向的关键因素。为了能够在战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中国需要推动建立不同议题-意愿联合阵线，在策略上确立要联合阵线，不要结盟对抗；要敢于战略竞争，不要走向战争；要承担有限责任，不要承担无限责任。总之，增强战略定力，机动灵活地管控中美战略分歧，最大程度地争取第三方在不同议题上的支持，是未来应对美国战略竞争的关键。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分析了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境。第一种情境，美国俯视中国。这是近几百年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仍然是俯视，不过美国的俯视是有实力作为资本的。第二种情境，美国仇视中国。这种仇视不会短期内消失，会一直会延续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直到我们远远的超过他们，这种仇视才能结束。第三个情境，美国平视中国。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中国大大的超越了美国，成为现在超过日本这种状态。第二，美国民主的衰退，自由灯塔的熄灭，信用的破产，美元体系的瓦解，可能会使美国退回为一个北美一般国家。第三，从中美合作已经取得成效，会使美国人陷入反思或者是警醒。所以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清醒，战略耐力以及战略反制能力，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提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综合竞争力、软竞争力，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张宇燕提出了对于全球化的三点思考。第一，全球化有结构性变化，全球化在一些领域确实受到阻碍，遇到逆风，比如在供应链和高科技领域；但另一方面，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全球化趋势实际上还在加强。全球化是全球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的历史进程。从这个视角出发，在人类面临共同威胁和挑战的领域，全球化也是加强的。特别是在气候变化这个领域，人类意识到一系列的极端气候出现可能变为常态，需要一致应对，这是在格拉斯哥气候变化会议上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个基本原因。第二，驱动全球化有多边体系和区域化两个轮子，区域化这个轮子转速在加快，动能在增长。各个区域组织不断扩展，如RCEP马上就要实施和落实，接下来还有CPTPP的不断扩容，都显示区域化动能的加强。但另一方面，美国提出要搞新的贸易投资印太框架，要另起炉灶。这一块如果加强至形成极端的平行体系，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第三，全球化是和全球问题以及全球问题的解决——也就是全球治理连在一起。但是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的非中性特点越来越明显。一些国家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把全球治理武器化、工具化、政治化，作为打压对手的一个手段或者途径。上述三个特点将影响到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周弘就地缘结构变迁谈了五点看法：第一，地缘结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财富增长不均衡和主要大国对于财富的追逐和对于世界的认识，其中主要就是美国。第二，全球治理中美国走下神坛的原因有二，一是没有处理好国内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包括社会矛盾、资本的矛盾；二是它没有对世界格局变化做好充分的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第三，在地缘重构进程中，西方已经不太铁板一块，东方更不是简单划一，值得关注和思考。第四，新地缘中应关注文化、文明因素，文明、文化的问题将对于最终的战略格局形成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第五，金融的本源是资本流动。中国的发展金融和美国不同，我们是互联互通、互惠互利、共享的机制，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成型，至少不是像欧洲的共同体的意识和机制那么成熟，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周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苏格发表了如何审视2035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中美关系可以用北宋欧阳修关于《易经》的见解“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来形容。“得大”与“兼小”有其辨证关系，从大处着眼，把握全局，便可以兼具局部与细节。一是从结合世界大变局的内涵和外延，来审视和把握中美关系。二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定位和运筹对美工作。虽然国际力量对比呈相对“东升西降”趋势，但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国际背景下，我们要对形势的走向须有清醒的正确认识和准确的战略判断。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拉帮结派联手对付中国，特别值得我们警惕与防范。在中美关系中，我们要争取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强调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话总比对立好，合作总比对抗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