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三本学生的突围之路

王皓有过一段短暂的招聘经历。2019年，离开工作3年的互联网大厂后，王皓跳槽到了一家创业公司做项目负责人，在为团队物色技术人才的过程中，王皓的招聘标准从最初的“人人平等”到最终的“学历优先”，仅用了两周时间。

两个星期里，王皓几乎翻遍了所有投岗的简历，其中也包括二本、三本院校毕业的候选人。作为一个毫无招聘经验且刚刚完成角色转换的部门leader，他对前来应聘的候选人都保有开放的态度，几乎每封简历他都会看，思考能不能和对方聊上两句。

看学历常常是招聘者筛选简历的第一步。王皓起初并不在意学历，从四川一所二本院校一路摸爬滚打，他比其他人更懂应聘时学历对于二本、三本学生的制约与不公，“还是想给尽可能多的人机会”，但这种朴素的想法在看完上千封简历后被他放弃了。

最让王皓反感的是简历的套路化，“大家写的东西都差不多，一看就是统一包装过的，我没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有一所二本院校甚至被我拉黑了，因为我连续看了十几份这所学校的学生写的简历，内容几乎一模一样。”

经历过这次招聘后，为了提升效率，王皓开始跟着常规的招聘思路，尤其当几位候选人笔试分数接近的时候，他往往倾向于选择学历更高的那个。

学历是应聘的敲门砖，这种现象在校招中尤为明显。很多公司都把中国的高考视作人才标准的筛选漏斗，“当公司收到一大批简历的时候，公司有这样一个反选权利，可能会优先选择一些好学历和好学校的人。”曾就职于BAT的人力资源总监林娜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尤其在校招这样的大规模招聘项目里，二本、三本毕业生要进入大公司更加困难。

这意味着以二本、三本高校为代表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处境。截至2021年9月30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2所，其中本科1270所。在一千多所高校中，被媒体和主流社会讨论最多的“985”“211”只有不到1／10，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二本、三本和专科院校——它们是长期被忽略的存在。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里，剩下的这9成毕业生，他们的职场未来在哪里？

提升学历是唯一出路？

高考失利后，夏帆被迫进了一所之前“根本看不上”的二本院校，学了自己“提不起兴趣”的电子信息科技与技术专业。大一那年，基本没在学习上花心思的夏帆绩点排名班级前五，这让他彻底放弃了勤奋的念头，安于做一个成天在宿舍睡觉的人。

夏帆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在浑浑噩噩3年后突然产生了危机感，他只记得遇到了一位和自己境遇相似——同样高考失利，同样不甘心——正在“备战”考研的学姐，交流后，夏帆得出结论：必须把考研提上日程，“不提升学历就会完蛋，后果会很严重。”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大学文凭的确在贬值。随着毕业生数量逐年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率却出现了下降。2003年起，首批扩招下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相比上一年出现明显下滑，此后，为了提升就业率，政府逐渐鼓励本科毕业生前往农村和基层，同时扩大了研究生的招生比例，并支持大学生创业创新。

公司也暗中提升了对求职者的“隐性期待”，即便某些岗位本身对学历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林娜向《第一财经》YiMagazine透露，如今二本、三本毕业生想要进大厂变得越来越难，尤其是在校招环节，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工作任务，许多企业的HR甚至会在一开始就划定好目标学校，“如果应聘者的学历不在目标学校的范围内，他们可能根本通不过初筛。”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以来，企业对应届生的学历要求逐渐递增，“学历不限”的公司从2019年的24.2%下降到了2021年的15.8%。

李丰在一所二本院校任教，他会经常留意那些坐在教室前排的学生，并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提供明确的职业建议——尽管这样的学生“非常少”。在他任教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广受认可的职业路径是通过升学进入华为、海康威视等技术大厂，或者国家电网等大型国企。单凭二本院校本科学历去竞聘这些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技术岗，在李丰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对于一个资质一般的二本、三本学生来说，考研升学几乎是他在这个社会能够快速翻身的唯一路径。”

能成功突围的人并不多，在二本院校，这样的“翻身”是尤其值得高兴的事。2021年毕业季，一位上课时总是坐在前排的女生向李丰报喜，本科毕业后她顺利保研到了大连理工大学，实现了从二本到“985”的跨越，并在研究生毕业时收到了联想、华为、小米等大公司的offer。“像我们这样的学校，一个非主流专业毕业的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这样，已经相当不错。”

基于相似的信念，夏帆从大三开始“背水一战”，同时将考研目标锁定在了与本科专业毫无关联的新闻系。为了保证学习氛围，他特意搬出了宿舍，和两个同校的“研友”在校外租了房子。“早上8点雷打不动到自习室，晚上10点回住处，我白天从来不带手机，后面大家都有点烦我了，因为根本找不到人。”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位说好要一起考研的舍友，他们并没有夏帆这么强的信念，“几乎每天都要睡到下午两点才去自习”。

“突然觉醒”的目标感和自律最终帮助夏帆斩获了一所“211”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趁着这股势头，夏帆顺利地从研究生学校毕业，并在2019年进入一所顶尖“985”院校读博。

更高的学历也意味着更高的薪酬。即便应聘同一岗位，不同学历的候选人也代表着不同的薪酬价值。“有些岗位的薪酬本来就不是拉平的，企业可能会参考市场对于同等学历学生的薪资定位做一些调整。”林娜解释道。不过她也强调，岗位和薪酬受学历限制并不是大概率事件。“一般来说，研究型的岗位对学历要求比较高，此外，个别行业也的确存在学历崇拜现象，这和它们的用人理念有关。但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岗位，在本科学历已经足够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应聘者没有必要强行提升学历，公司也不会单纯为学历买单。”

学历不够，实践来凑

王皓出生在茂名市下辖的一个村落，家里还有3个初中未毕业就外出打工的哥哥姐姐。王皓的父母不希望他像其他孩子一样早早四处奔波，再加上王皓看上去“喜欢学习”，于是决定只要孩子愿意读书，家里再困难也要供他上学。

王皓确实没有辜负父母的付出，从村里到镇上的小学，再到市里的重点中学，王皓的求学轨迹是中国农村孩子实现向上跃升的典型路径。模拟考试结果最好的时候，王皓在年级800多名理科班学生中能“排上前十”，他曾设想过，高考如果努努力够到一本线，就在省会城市挑一所离家近的学校念书，比如广东工业大学。

但事与愿违，王皓的高考成绩让他的设想扑了空，“比平时模拟考的成绩还要差”。由于这个成绩在省内去不了理想的学校，王皓转而选择了四川师范大学。尽管如此，他仍是村里“为数不多”考进大学的人。

王皓的成长经历与黄灯在2020年出版的《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所勾勒的学生群像非常吻合。在广东一所二本院校从教十余年，黄灯目睹了二本学生所面临的境地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折射出了中国最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时间拉回到2012年，几番调剂后，王皓成了四川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这一年，和他同班的同学有300多人，在这所师范类大学中，他们都明白，自己的高考成绩比不上同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心理专业的学生，学的算是“二本院校”的“普通专业”。

大学4年期间，王皓在日常课程的学习上“不怎么努力”，但在钻研计算机技术上花了不少心思，他主动加入了学校的计算机学习小组——一个由计算机爱好者共同组建的兴趣小组，不定期会有老师过来指导。“最沉迷的时候，只要不上课，基本上就会泡在实验室和机房里。”大二那年，王皓作为团队主力，为学校开发出了一套安全规范考试系统，这个项目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成就感，也为他日后的简历增了色。

回头看，王皓认为自己是“阴差阳错选了个好专业”。2011年左右，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BAT三分天下的局面初现雏形，所谓的“互联网大厂”逐渐成为毕业生争夺的对象，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无疑是竞争的主力。

2015年，王皓接到了携程的面试邀请，这是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实习岗，面试第二天，王皓就成功办理了入职，并最终转正，拿到了校招offer。王皓记得，在面试环节中，本科期间的项目经历被面试官反复问及，也成了他找到理想工作的“敲门砖”。

王皓还算成功的求职经历，一部分归因于互联网行业当时还处在快速发展期，比起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公司更在乎你能不能上手做事。另一部分重要原因，还是要归功于他在大学期间积累的多个项目经历。这点放到如今的毕业生求职环境里同样适用。“尽可能通过校内实践和校外实习去培养未来工作所需要的核心能力，即便你还不确定自己未来要从事什么工作，但一些通用的能力都值得去锻炼。”林娜还建议学历没有优势的毕业生把实践经历放在简历的前面加以突出，以此来弥补学校的劣势，“当我们（招聘方）用一个比较统一的尺子去度量时，如果你没办法体现自己的个性化差异，就很容易被筛掉。”

被动妥协，还是自我放弃

像王皓这样目标明确的人，在他所处的计算机系只是少数，同专业的大部分同学都把“上完课就行了”当作口头禅。

“躺平是常态。”夏帆这样形容。内卷风潮再汹涌，也没有真正在二本、三本院校中流行起来，那些铆足劲儿刷绩点、包装简历去大厂是“发生在好学校的事情”，“至少绝大部分二本学生不会想这么做”。

很难说这是一种被动妥协，还是自我放弃。“这种学生我见过很多，他们既不好好学习，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干什么，而且这样的学生很多原生家庭条件并不好，家里没有足够的条件和资本支撑他们去消耗，他们却还常年处在一种迷茫且懒散的状态里。”在李丰的观察里，自2016年入职这所二本院校以来，他从学生辅导员一路升至硕士生导师，期间带过的每一届学生有一个共性：自主性较差，没有让自己努力成长的意识和氛围。

进入“985”后，夏帆明显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和本科阶段相比发生了太多变化：曾经在二本学校被当作是“另类”的上进心，在这里显得再正常不过。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为自己的简历“添砖加瓦”，以获得未来更好的跃升，比如一个漂亮的雅思成绩，一张国家奖学金证书，一份行业巨头开具的实习证明……

林娜也在候选人身上看到了一些差异。尽管并不绝对，“相对来说，名校生的话，周围人思考问题的深度和看待问题的广度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所以会对他们的学习能力、对世界的认知有一定的提升和帮助。”

普遍困扰当下毕业生的职业与教育脱节的难题，在二三本院校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学校既难以像一流高校那样追逐前沿的研究方向，也无力和当下的人才市场需求无缝衔接。

据李丰观察，学生们花了一个学期，去学习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些内容最多只能应付考试，很难在将来的求职中起到正向作用。“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与社会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匹配性，像我们这种工科类专业，用的教材可能还是20年前的。”

李丰曾设想过，要在课堂上教给学生一些更新、更与未来工作接轨的内容，但他最终意识到这些尝试徒劳无功，只能跟着上级制定的培养方案走。“本质上还是评价体系的问题。大学对教师的考核90%都围绕科研成果展开，基本不看你的教学能力，你把知识讲出花来都没什么用。假设我想修改培养方案，还得经过系主任、副院长和教务处层层审批，何必呢。”

王皓在面试环节中感受最明显的，是学校提供的信息和实际求职时的差距。“一方面是消息不灵通，甚至很多大厂的面试消息我们都不知道。其次是对基础知识的重视程度和掌握程度都不理想，不太知道大厂的面试题具体需要哪些知识去支撑。”

回过头来看，王皓依然不后悔本科毕业时直接就业的决定，“作为二本、三本学生，即使去不了大公司，也应该尽早出来实习，因为在二本、三本学校的教育环境里，最后两年基本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了。”

2021年，王皓跳槽到了一家新的互联网大厂，除了他之外，所有与他平级或者比他年轻的同事，学历几乎都是研究生起步。此时的王皓突然有了新的感悟：学历带来的最大影响或许不是晋升上的阻碍，而是社交圈子的不同，“积累下来的人脉的确是有差距的。”

回想大学4年，夏帆时常会感到迷茫的一个问题是，“二本院校的4年时光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每当认识新朋友时，大家总会不可避免地聊起过往，夏帆从不避讳谈起自己的二本“出身”，但在内心深处，本科的这段经历似乎在无形中“被偷走了”。“学校没有给我太多的机会，我也没有在本科时经历什么复杂的事情和深度的交流。有时候我在想，可能4年时光给我的最大意义就是结交了一群朋友，但这些朋友现在几乎也都走散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皓、夏帆、李丰、林娜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