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丨一个题目，万千思考：如何界定高考作文是否“跑题”

文丨马少华

今年高考的作文考试昨天结束之后，有一些媒体组织评论员同题写作，并交给资深中学教师点评。

考生之外社会人士的高考作文写作，说到底是凑热闹的游戏。但是毕竟反映了对高考作文的社会关切和媒体关切。

考场之外的作文写作，其实自打清末科举未废，但报业已兴的时候就有了。那时考场上出的仍是八股文的题，如截取自《论语》的片语“文学子由”啥的，场外请古文大家同题写作，第二天就当成的报纸社论发表。今天说来，难以置信。我是从报刊言论史的材料上看到的。

与科举过去作为政府官员的资格考试不同，高考虽是大学招生的选拔机制，但它作为对中学教学成果的考试，其实是由中学教学思维左右的。

现在，无论是媒体评论员，或是其他成功人士，毕竟都是曾经从中学毕业，都从高考过来的。他们都自然对中学老师真心尊重，包括对资深老师（往往正是出卷人）的尊敬。我也一样尊敬。

但是，出卷人，作为恰好处于某种权力地位上的人，应该像所有处于权力地位上的人一样，意识到自已是有局限的人。

关于“偏题”、“跑题”的观念就可能就是这样的局限。

一个题目之下，万千思考，丰富多彩，哪个算偏呢？

我认为，包括考生写作在内，可能不存在什么偏题、跑题问题。把写作弄成猜题，是比较庸俗的。如果出卷人在作文考试之后透露出题意图，评价什么偏题、扣题，那无非是显示特定的权威地位。如果不是出卷人，那他们猜测出卷人“初心”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写作只存在是否集中于自己的论点的问题——如果是观点写作的话。

评价一篇文章只能针对一篇文章本身来评价：作者有没有高远的视野、开阔的胸怀、成熟的文字表达能力？

好文章就是好文章本身。

在这些之外，“猜题”——猜测出卷人的意图，只是写作中的干扰因素。

在我看来，对于“偏题”、“跑题”的警惕，其价值在于指导学生写文章不应偏离于自已的论题或论点，也就是说保障议论的集中。但在指导写作的实践中，如果过于功利化，就不免演变成对于出题人“初心”的猜测。我觉得，这才是偏了的方向。

距今19年前，有一位曾在首届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大赛中荣获金奖，出版过多本散文集的南京女生费滢滢，高考作文被判有25分。不及格的原因是“跑题”。这件事曾经引发过一些社会争议，我当年发表于《南方周末》（2003-07-21）的一篇文章就完整地表达了我对于“跑题”的见解。现在转于此，以供参考。不敢影响中学老师对学生的写作指导，只愿高考试卷的评阅老师手下留情——为学生留出一片开阔的思考天地。

“跑题”是一个什么标准？

南京金陵中学高三女生费滢滢，曾在首届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大赛中荣获金奖，出版过多本散文集。但是她的高考作文却只有25分———不及格。不及格的原因是“跑题”，虽然她根据记忆默写出来的文章，被许多人称为美文。据《中国青年报》7月11日报道，这件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跑题”一直在高考中被视为大忌，也是许多考生的噩梦。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这位考生是否真的跑题了。而我却怀疑，“跑题”是不是一个必要的、有意义的标准。

跑题算不算一个标准，先要看这个标准的价值何在。

既言“跑题”，则意味着命题者在题中预设了一种规定性或者取向：它可能是一种意义、方向、思考方式、基本逻辑。这种限定有什么价值吗？对于作文来说，命题者预设的意义、方向、思考方式、基本逻辑，有什么意义呢？

在我看来，现代作文不是科举——非要应考者阐发《四书》经义，有违者即判不及格。现代作文，给出一个题目的意思，不过是给人们一个思考的起点，让他们从这里出发自由地思考和写作。如果说这个起点对于考生来说具有一定的限制意义的话，那么这个限制作用的价值只是在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事先“背下来”带进考场的作文排除在外，限定是为了让考生现场发挥。其他再多的限定便没有意义

因此，如果命题者在题中并不需要预设什么限制性因素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跑题”。

实际上，在我看来，与“跑题”相对的“紧扣题义”才是科举考试式的。因为在考试之外的实践生活写作中，一个人的写作，其“题义”完全是自己定的，既谈不上“跑”，也谈不上不“跑”。

我们应该认识到，辨清题义这个要求，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考场之外的实际写作中，没有一个别人规定的“题义”要他去辨清。要求辨清“题义”，培养的是“承旨写作”、“应命写作”，而不是自由写作、生活写作。无论是生活写作还是艺术创作，任何一种“题”都不是这样的；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任何一篇(部)作品，其题与文的关系都不是这样的。活的写作，根本没有“题义”这种东西，也谈不上什么“跑题”。

2003年高考语文作文题是以“智子疑邻”的寓言为背景材料，要求考生就“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这个话题写一篇文章。费滢滢交出的作文是《人情与季节》，用四个中国传统节日表现现代人因感情淡薄而忽视古代传统节日，因人情疏远而丧失感知细小事物的能力。这就是所谓“跑题”。

而在我看来，作文题以“智子疑邻”作为材料，就可以了，应该允许考生由此写出任何方向的文章。因为，“智子疑邻”的寓言，也不必然仅包含“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这一个方向的意义。至于如何准确理解“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这一句话的指向，更不必是作文的标准。

高考作文命题，无非是要帮助学生写出好的文章；如果评分者认为文章做得不错，只是跑了题，那么应该牺牲的，恰恰不是这篇作文，而是所谓预设的题义。

近年来的高考作文中，考生们越来越显出才气和创造力，这不仅与教学的开放有关，还与高考出题者的开放，阅卷、评分者的开放有关。在这个背景下，以设定“题义”的方式出题和以“跑题”作为否定性标准，实际上都是落后的标准。

围绕着“跑题”问题，其实一直有一个公正性问题，还没有引起审视。因为所谓“题义”，根本就不是什么明示的标准，它没有印在卷面上。对于考生来说，所谓“题”，就应该仅仅是印在考卷上的那一行或一段明示的文字，而不是隐在这些文字之后的任何可能引起不同理解和解释的“深意”。这是一个程序公正问题。

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教堂日志中还写到：

我不大认可高考作文评阅中“跑题”的标准，因为命题写作本来就是受限制状态下的表达，这种限制（命题）的合理性，主要是为了考生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思维起点，以保证评分的公平。考生只要由这同一个“起点”出发即可各自发挥；出题者没有必要再在这个“命题”中对考生思考空间、方向的限制（何况这些限制往往并未明示），以削减创造力所需要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这种“跑题”，并非作品自己的主题不集中，而只是没有按照出题者设计的方向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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